上海访谈 张静娴:艺术人安于现状很危险

  昆剧表演艺术家,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曾二度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,并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、文华表演奖、中国艺术节优秀表演奖、中国昆剧艺术节特别荣誉奖、“非遗”薪传奖等国家级专业类大奖,还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、全国三八红旗手、上海市德艺双馨工作者称号。

  1966年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昆剧演员班,应工闺门旦、正旦,师承“传字辈”戏曲教育家朱传茗,并得方传芸、沈传芷、姚传芗诸名家亲授,又经京昆泰斗俞振飞悉心指导,愈加巩固了张静娴规范、出众的唱念水平。至此,“动听、动情、动人”成为她对唱念的理解、追求和特色。

  张静娴的表演,情致深婉,意蕴幽远,擅于掌握行当共性与角色之间的分寸,以工笔之境态,晕染着端凝隽妙的艺术感染力,尽在一派雅正中。她扮演的杨玉环,或华美娇嗔,或凄艳哀楚,多面性地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位绝代佳人,在评论界有“绝唱”之叹誉;她扮演的陈妙常,以升温式情态将一个“伪道姑”表里相异、敛而不温的“凡尘性”如生在唱念做舞间。又如《占花魁》之王美娘、《狮吼记》之柳氏、《金雀记》之井文鸾……无不磨炼而得,绎化出自己的体悟和风范。而她的正旦形象:赵五娘、费贞娥、窦娥、崔氏、庞氏等,往往寻味在柔中乍刚,留白于以静制动,淡而不寡又近而不俗。

  在她一系列广为人颂的原创舞台形象中,无论麦克白夫人或卓文君,都充分印证了她与旧不同,与己不同,与人不同的思考和实践。尤其是度身定做、囊括所有最高级别奖项的人文之作《班昭》,张静娴以其难得的可塑性,游刃有余在主人公班昭跨度六十一年的人物心境中,诚意传达了她作为一代昆曲人提炼古今相通的人文精神、兼顾新旧有别的审美情趣的舞台态度及艺术功力。

  恐是时代弄人,张静娴作为一名昆曲人的艺术之路无疑是坎坷曲折的,几次颠覆自己,推倒重来,她都扛下了,而且经过自己的努力迅速成为新行当的翘楚。张静娴也是幸运的,在她不断涅槃重生的过程中,总是能得到名家大师的加持。这些无亲无故的名士对艺术抱着纯粹的态度,因而对极有天赋又勤奋好学的张静娴总是厚爱有加,帮助她涉险渡关,成就了一个又一个艺术的奇迹。

  “不满足”是张静娴的常态。张静娴甚至认为,艺术人安于现状是危险的,因为这意味着他将止步不前,而艺术也将陷于停滞。艺术总是在不断的“不满足”,在不断的自我挑战之中才会取得发展。现代原创昆曲《班昭》就是这样诞生的,目前张静娴又在为昆曲现代戏《自有后来人》而努力。记者最近走进了这位75岁的昆剧表演艺术家的世界。

  生活周刊:您是怎么走上昆曲之路的?据说您最先学的是评弹,您的父亲在一张照片上留言“静娴十岁登台”,当时您演的就是评弹。后来为何转向了昆曲?

  张静娴:因为我们家是苏州人,爸爸妈妈都喜欢听评弹,所以我接触评弹比较早。评弹相对来说比较通俗,当中有很多故事,小孩子都很喜欢。家里有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,都喜欢电影、文学、戏曲。有什么好角儿来,家里人一定要去看,看了回来要议论,我就在边上听,就这样受到了潜移默化的熏陶。心里也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。也没想过当什么演员,就想到台上去演,在台上演出多漂亮啊。

  后来1959年上海戏曲学校招春季班,这次不是公开招生,是学校推荐的,我当时在小学也是文艺积极分子,老师觉得我可以,就让我去考。当时我还以为是去考评弹,结果去了一看才知道是舞蹈班和京剧班,我还问为什么没有评弹班,人家说学评弹要初中毕业,而我连小学还没毕业。那我就考京剧班。其实考得还很顺利,初试复试我都通过了,但是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。我也觉得没有什么,就回到学校继续上学。当时我们年级里有个老师,他是京剧票友,却教了我一段昆曲《牡丹亭》里的“小春香”。到了五六月份,我从报纸上看到戏曲学校又招生了,这次是公开招生,我想做演员的心不死,又去考了。这次招的是京昆班,其实学校主要是想培养昆曲演员,但怕喜欢昆曲的人少,便用了一个计策,对外声称是招京昆班。

  这一次我录取了,在考的时候我还唱了一段“小春香”,在几千个考生当中没有其他人会唱昆曲。我不仅会唱,还连唱带做,给考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一开始以为最终我能进戏校,主要是靠自己的实力。但其实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这背后有很多故事。

  生活周刊:您学昆曲的过程顺利吗?您一直感念恩师朱传茗对您的关照,听说他还请您吃过夜宵。

  张静娴:我们这个京昆班招了大概80个学生,结果只有七八人去学京剧,大部分都去学昆曲。在戏校学习费用是国家全包的,无论是学费、住宿费,还是课本费通通全免,这对当时很多条件不算很好的家庭是有诱惑力的。但尽管这样,当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去唱昆曲了,还是起来“造反”。当时都不要唱昆曲。虽然当时昆曲已经有了《十五贯》,但是相比淮剧、扬剧、越剧,很多人还是不知道昆曲。很多家长就来到学校带着孩子卷铺盖走人。即便全包,也没有人愿意学昆曲。当时昆曲就是这么一个形势。

  但是我的爸妈还是很支持我学昆曲的,我也很愿意学。当时学校很慎重地召开了一个家长会,向家长介绍昆曲的历史、发展,把俞振飞、言慧珠等老艺术家演昆曲的情况也介绍了,还办了一个昆曲的展览,这样大家才渐渐回心转意,回来学昆曲。在学校第一年,我们是不分行当上大课的,老师在这个过程中也在观察哪个孩子适合演什么行当。后来我很幸运,老师把我分到闺门旦去了,一直演到现在。所以你看,好像是昆曲选择了我,我就这样与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  当时学校的环境也是非常好的,很正规。当时讲究的普遍培养,重点突出,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地获得受教育的机会。每次上课,学校教导科都会派人来盯,就是生怕老师对一些孩子偏心。但即便这样,朱传茗老师对我还是很关照的。当时朱老师的组里学生最多,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要强,学习也很刻苦,朱老师还是对我比较偏爱。有时会悄悄塞1元钱给我,让我买点东西吃。这真是很开心,当时很多同学5角钱就可以过一个礼拜了。有时演出结束,朱老师也会说,张静娴,跟我出去吃点东西。就是现在的淮海路陕西路美心酒家,吃的是蚝油牛肉炒面,6角多一份,算是很高级的食物了。老师总是一杯啤酒,然后和我谈戏,哪里演得不错,哪里演得不好。我真是受宠若惊。我是开窍比较早,理解能力好一点,学习成绩也不错,老师自然对我更多关注一些。老师的良苦用心,我也是在自己当了老师之后才真正理解。《长生殿》饰 杨贵妃

  生活周刊:您学昆曲闺门旦很成功,眼看着一颗昆曲新星要冉冉升起了,但就在这个时候您去唱了京剧老旦。究竟发生了什么?

  张静娴:我们是1966年8月份提前一年毕业。从1963年开始就提倡“大演现代戏”。也就在这一年我们“昆二班”就排了一个昆曲现代戏《琼岛红花》,也就是后来的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。我在里面演了一个主角。1964年我们首演很成功,后来上海青年京昆剧团也就在我们这个戏的基础上排演了《琼花》,这部戏应该说是开创了昆曲排演现代戏的先河。1965年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院到上海来演《红灯记》和《沙家浜》,反响很好。尤其是《红灯记》,高玉倩老师演的这个李奶奶太震撼了,没有想到一个老旦可以演成这样,而且把塑造人物的手段运用到传统戏曲之中。《说家史》这一段,又唱又做又表演,我看傻眼了,崇拜得五体投地。后来我们班级也要学演《红灯记》和《沙家浜》,我就和老师提出来我想演李奶奶,老师看我可塑性强,也就同意了。

  当然自己也下了很多功夫,毕竟是由闺门旦转老旦,当时青年京昆剧团的师兄师姐也来辅导我们。有一次我在学校大练功房练李奶奶《说家史》的时候,正好被京剧班的班主任看到了,他驻足把我的排练看完。1965年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,京剧班排演《红灯记》,在当时的瑞金剧场有20天的演出,因为要演日夜场,分了三组演员,京剧班的同学不够了,就把我借到京剧班去演李奶奶。这是我第一次登台演老旦,也是学校对我的认可吧。

  生活周刊:您由闺门旦演老旦好像一直到进入上海昆剧团,为什么后来还是改回了闺门旦?

  张静娴:“文革”开始后,昆曲演出就停止了,大家都演京剧现代戏。我们从学校毕业,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比较混乱,平时都在农村劳动,节假日回上海演出。学校当时成立了样板戏剧组。那时倒是不愁没人看戏的,就是那么几个戏。演戏确实很辛苦,但我要登台演戏的那个最初的信念并没有动摇,即使下乡劳动,我每天还是要吊嗓子。我想昆曲不让唱,但京剧总是要唱下去的,我们这个国家不可能不让老百姓看戏啊,所以我的基本功还是要练。当时很多同学都纷纷改行了,实在不愿意过这样看不到希望的生活了。但我还在坚持。1971年我居然进了上海市的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剧组,做王梦云老师的B角。那时样板戏剧组汇集了戏曲界最高端的人才,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很多,获益匪浅。

  “文革”结束后,1978年上海昆剧团成立。我思想斗争很激烈——我到底要不要回去唱昆曲?因为我当时由昆曲闺门旦跨剧种跨行当唱京剧老旦已经十几年了,我用了很大的心力脱胎换骨地改变了自己。我没有想过有一天还能唱昆曲。我的师兄蔡正仁老师做了我好几次思想工作。后来我想想,毕竟我从小七八年学的是昆曲,还是有感情的,我一跺脚就回去了。去了上昆就遇到一个问题,到底是唱闺门旦还是老旦?当时团里的闺门旦演员也很多,而且我多年唱京剧老旦,再改回闺门旦太难了。我又得从头开始吗?好歹如果我唱老旦,那我可以算是团里老旦的头牌。这我得感谢我的爱人。他是力挺我,你必须回去唱闺门旦。他说昆曲有几个老旦戏?你一生一世就埋没在这个行当里了吗?他比我有远见。《狮吼记 · 跪池》饰 柳氏

  生活周刊:但是很显然,改回闺门旦并不那么简单,您当时已经30多岁了,比起您在学校由闺门旦改唱老旦时年岁大了很多,改变也变得困难。听说在这个过程中昆曲大师俞振飞先生给了您很多帮助,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吧。

  张静娴:回归之路确实比较艰辛。“文革”时,昆曲不让演,还让我们把剧本也都上交了。所以我手上连剧本也没有。我就找人借剧本来抄,《游园惊梦》《断桥》之类都是一本一本抄起来。人家一天三功,我一天五功。那时是8点钟上班的,我7点一定到,练功,喊嗓子。演了多年的样板戏,小嗓子没有了,张口就是大嗓子,那种温婉柔弱脉脉含情都没有了,那不行,都重头开始。中午大家休息了,我还在抄剧本,晚上下班了,我还在练私功。十几年坚持下来,这样在场上才能有稳定的声音。

  朱传茗老师1974年就去世了,老师教的我都忘记了,我该怎么办?然后就想到要找俞老拍曲。那时俞老很忙,又是上海戏校的校长,又是上海昆剧团的团长,又是京剧院的院长,还是全国政协委员,我也只是试试而已,没想到老师一口答应。第二个没想到,俞老还为我选好了剧目。教我的第一出是《长生殿》的《絮阁》。第一次上课,没想到俞老是备了课在等我,通过教唱,我知道老师是有备而来。老师是一字一腔地在教我,唱腔的规范,咬字的规范,节奏和感情的处理等等。这个前前后后有四五年的时间。俞老一共教了我7个折子戏。我学得很认真,每次都带一个小录音机把老师说的东西录下来,还做笔记。

  也就是在和俞老学戏的过程中,一次他对我说,张静娴啊,你进戏校应该谢谢言慧珠。他说我第一次考戏校没录取就是因为出身不好,第二次再考的时候,在校务会上又有人提出我的出身问题,是言慧珠说“条件好就应该录取”,一句话定我终生。我听了之后想说一声“谢谢言校长”都没有机会了。2007年上海电台在纪念言慧珠的节目中采访了我,我就讲了这件事,播出之后被“昆大班”的一个师兄听到了,他给我打来电话说我还得谢谢一个人,当时上海戏校的常务副校长周玑璋。因为第二次我报考的时候,是周校长拍板同意我的报名申请,否则我连报考的资格都没有。我这一生真的是贵人相助。我和他们都无亲无故,他们很公正,觉得这个孩子条件不错,就应该好好培养,而且应该说是担着风险的。当时我就想,只有努力地工作来回报当年这些艺术家、教育家的帮助,他们教育了我怎么做人。《金雀记 · 乔醋》 饰 井文鸾

  生活周刊:虽然很努力,但其实那个时候您在团里机会并不是很多,毕竟前面还有“昆大班”的一批师兄师姐在,你们只相差五六岁,那时他们也正当年。您是怎么抓住机遇的?

  张静娴:我一直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,做我们这个行业的,天赋、勤奋、机遇缺一不可。我们过去说“备战备荒”,这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是最恰当不过了。只有平时有充分的准备和积累,关键时候才能用得上。我抓住的第一个机遇就是去香港演出。1983年,我们全团10台剧目要去香港演出,一开始并没有我的份。在出发之前,香港邀请方的负责人到上海来看戏,团领导让我在这个场合下演一下《絮阁》。没想到看了之后,香港邀请方的负责人很喜欢这个戏,一炮打响,都说这么好的戏怎么不到香港演出?然后就把这个戏加进去,还另外给我加了一个戏《芦林》,我也就去了香港演出。

  还有一次是黄佐临导演根据莎翁戏剧《麦克白》改编的昆曲《血手记》。有人向他推荐让我演女主角。黄老当时还不认识我,特意向人打听张静娴是谁,她能不能胜任这个角色。黄老想排这个戏已经有几十年了,他一直想做一次“红娘”,把莎翁诗剧移植到昆曲,再将昆曲推向世界,他认为莎翁诗剧和昆曲是“门当户对”。这是1986年的事。1987年我们就参加了第41届爱丁堡艺术节,非常轰动,我们在英伦三岛巡演了整整三个月,去过10多个城市。我的表演获得了肯定。不过这也要感谢编剧郑拾风,他丰富了《麦克白》,特别是“闺疯”这一出戏,虽然只有20分钟,但是让外国人大开眼界——原来中国人是这样演麦克白的。当然,我们还是演一个中国的历史故事,这得感谢黄老的定位,“中国的昆曲的莎士比亚”。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算是我第一个主演的大戏,因为之前有很多准备和铺垫,我通过演这部戏也就站住了脚跟。凭借这个戏我在1988年就评到了一级演员,黄老和俞老做我的推荐人。这是“文革”之后第一次恢复评职称,我们团当时10个一级演员,9个都是“昆大班”的师哥师姐,只有我是“昆二班”的。

  生活周刊:谈谈《班昭》吧。2001年创排的这个戏,应该说是您昆曲艺术生涯中的里程碑式的作品。当时您已经54岁了,为什么还要下这么大的功夫去排一出新戏?

  张静娴:当时一批中生代演员都在排新戏,岳美缇老师排了《司马相如》,还请我演了卓文君。其他的包括淮剧《金龙与蜉蝣》、京剧《曹操与杨修》,包括茅威涛的越剧《西厢记》、马兰的黄梅戏《红楼梦》,出了一批原创戏曲剧目。从上世纪90年代初,戏曲界就有了一种寻求变革、寻求出路的氛围。大家都在想戏曲应该怎么走。老演老戏是不行了,演粗糙的新戏也是不行了,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课题。我也想做一台新戏。当时是1997年,我已经50岁了,再不做就没时间,做不动了。我还想挑战一下自己。

  也正是在演《司马相如》的时候我认识了编剧罗怀臻。我平时听罗老师讲话,觉得他总是能讲得不一样,有一种引领性的感觉。我和罗老师谈了自己的想法,他也能感到我的诚意。但是之前他没有写过昆曲。他问我想演什么人物。我说我也没有具体想过,只是想演一个年龄跨度大一点的人物,因为我过去也演过老旦、正旦。后来他就帮我想到班昭这个人物。她是一个史学家,但是记载的史料很少,大概只有一两百字,这有利有弊,好处是发挥的空间大。剧本写出来,我一看是从14岁开始演起,我已经50岁了,但是罗老师还是希望我们老演员能够突破。我被他说服了。但是我还是觉得要想清楚到底是要演一个什么样的班昭才动手。所以从1997年本子写出来到2001年创排,我们等了5年。我是积极地等待,所以创排的时候特别顺利,一气呵成。《班昭》最后是几乎所有的大奖都拿到了,中国戏曲学会奖也得到了,我也是“二度梅”(第一次获梅花奖演《长生殿》)。我还是不满足,后来就做了一个校园版《班昭》,这可以算是精装版,布景灯光都不要了,戏长从两个多小时压缩到一个半小时多一点。《班昭》 饰 班昭

  生活周刊:今天您依然活跃在舞台上。我们听说您参加了昆曲现代戏《自有后来人》的演出。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吧。

  张静娴:这个戏我的学生罗晨雪在里面扮演李铁梅,我要指导她,同时我自己也有角色,所以对体力对嗓子都是一个挑战。《自有后来人》就是根据《红灯记》改编的。你知道我之前就是因为演了京剧《红灯记》而跨入了老旦行当,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,没想到几十年之后,我又要来演这样一出现代戏。而且也就在排演的时候,我竟然找到了几十年前我的两本《红灯记》剧本,上面还有我当年做的笔记。我在想,这到底要告诉我什么呢?

  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。一方面我今年已经虚岁75岁了,体力和记忆力不如以前。一方面就是嗓子,过去唱昆曲闺门旦都是用小嗓子的,但是现在唱现代戏又要唱回大嗓子。我感觉到频道有点转换不过来。当年我演京剧样板戏,从小嗓子唱大嗓子,我还能往死里练,现在往死里练也没有用,因为这样一练嗓子就要哑掉了。而且已经有京剧《红灯记》在前面了,人们很容易将《自有后来人》与之做比较。我觉得还是要拉开距离,所以我提出还是要念韵白。唱腔还是要有昆曲的曲牌,但一定要有时代感。当然我也听过一种说法,昆曲不太适合演现代戏。这是因为昆曲的文本一般都是有很强的古典文学性,那么《自有后来人》说的是铁路工人家庭的事,如何用昆曲去呈现呢?另外,一演现代戏,昆曲的那些传统道具都没有了,水袖没有了,扇子也没有了,我们用什么去表现呢?所以每个环节都有挑战。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探索,开辟一条昆曲现代戏的新路。

  张静娴:上海昆剧团的新人培养梯队做得很好。“昆大班”和我所在的“昆二班”间隔5年,“昆二班”和“昆三班”差了30年左右。后面就是差不多每10年培养一批新人。年龄结构还比较合理。另外全国昆曲界80%的老艺术家都在上海,老艺术家还能教,上海的年轻一辈演员也都很受益。“昆三班”已经成为中流砥柱,“昆四班”和“昆五班”也都有人才出来。每年都有学习传承的舞台实践的计划。上海这几年还在推动“一团一策”,我觉得很好,根据每个团的特点制定艺术传承发展的计划,很科学,不搞一刀切。

  昆曲艺术的传承还有一个观众培养的问题。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,上海昆剧团就已经推进“昆曲进校园”,效果很好。不仅大学生们很喜欢,而且当时还有一批老教授老学者在,他们对昆曲有一种情愫。这些大学生现在很多都是忠实的昆曲观众了。前面说了,在《班昭》成功之后,我还不满足,做了一个校园版《班昭》,这可以算是精装版,布景灯光都不要了,戏长从两个多小时压缩到一个半小时多一点。这个校园版就是为了到大学演出而度身定制的,在学校的礼堂里就能演。我们去过很多高校,还请来作家学者来进行导赏,效果很好。很多大学生就因为这部戏而走近昆曲,从而喜欢上昆曲。

  原标题:《上海访谈 张静娴:艺术人安于现状很危险要懂涅槃,追求与旧不同与己不同与人不同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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